读《宋代国史修撰考略》而想起

《宋代国史修撰考略》云：“宋代的文化发展颇为繁盛，在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哲学、艺术、科技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。而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，宋人也极为重视，这是建国之后右文基本国策实施的必然结果，也与宋儒对于历史文献本身功能的认识有很大关系。宋亡后，宋臣董文炳就曾说过：“国可灭，史不可灭。”^⑴突出地体现了国史在宋儒眼中的地位，同时也证实了宋人对历史记载重要性的认同。

国史修撰作为正史编纂的一个重要前提，肇始于后汉《东观汉记》，而大成于唐代吴兢等人所撰的《唐书》，具有本纪、列传、志、表等体例，有如前代之正史，易代以后，即据此来编纂前朝正史。宋代极为重视国史的修撰。宋朝所修国史，当时亦称为“正史”，今皆散佚。据文献记载，宋朝所修国史，自太宗雍熙四年( 987) 开始命官修太祖朝正史，代代相续，迄宝祐五年( 1257) 进高、孝、光、宁四朝国史，共修成十三朝正史。计有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《三朝国史》150卷；仁宗、英宗《两朝国史》120卷；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钦宗《四朝国史》350卷；南宋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《中兴四朝国史》仅成草稿，卷数不详。宋朝国史，亡国时皆入于元。元人修史时，大抵就宋国史旧本稍作编次，旋而立就。据史书记载，元顺帝(1368 ～ 1370)时，命脱脱等修《辽》、《宋》、《金》三史，自至正三年三月开局，至正五年十月告成，三史如此多的卷帙，不及三年修成，主要就是宋、辽、金各朝都有自己的国史，所以正史成书极为易事。赵翼对此就说：“人但知至正中修三史，而不知至正以前已早有成绪也。”^⑵

而宋代史书的完备尤为当时所瞩目。宋代国史修撰，在中国古代发展最为详备，有《起居注》，有《日历》，有编年体的《实录》，有纪传体的《国史》等。其修史机构的设置在中国古代亦最为完善，所设有起居郎、舍人、著作郎、佐郎、国史院、实录院等，分工细而职司专。《宋史·汪藻传》载，记录书榻前议论之词，则为《时政记》；录柱下见闻之实，则有《起居注》；类而次之，为《日历》；以此修而成之，谓之《实录》，这些都构成了宋代国史修撰的基本材料。^⑶由此可见，宋代国史修撰机构的异常完善，上可以超逸汉唐、下为明清所不能及。明人徐一夔在论宋代日历、实录之制详备时，便说：‘往宋极重史事，日历之修，诸司必关白，又诏诰则三省必书，兵机边务则枢司必报，百官之进退，刑赏之予夺，台谏之论列，给舍之缴驳，经筵之问答，臣僚之转对，侍从之直前启事，中外之囊封匦奏，下至钱谷甲兵，狱讼造作，凡有关政体者，无不随日以录。犹患其出于吏牍，或有讹失，故欧阳修奏请宰相监修，于岁终检点修撰官所录，事有失职者罚之。如此则《日历》不知讹失，他时会要之修取于此，《实录》之修取于此，百年之后纪志列传取于此，此《宋史》之所以为精确也。^⑷’

宋代的日历记载涉及到了吏治、诠选、军事、狱讼、外交等有关政治的多个方面，它直接为国史修撰提供基本的史料，极为朝廷所重视，并成为政事的一部分，充分显示了宋朝对历史记载重要性的认识，这也是宋代编年体史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实录、国史正是在日历的基础上，又征集官私文字严加考订后修成的。与此同时，国修史籍所汇集的大量资料，又为私家修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，今考宋人所修撰的《续通鉴》、《长编》、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《东都事略》等书，皆主要依据国史，可以说国史修撰的完备，成为宋代史学发展的基础。赵翼曾说：“宋代史事较为详慎，有一帝必有一帝日历，日历之外又有实录，实录之外又有正史，足见其记载之备也。”^⑸

    宋代撰修国史，除以日历、实录为基础外，还通过政府命令向地方官府、臣僚、个人征集各种文献，北宋徽宗大观四年(1110)初修《哲宗正史》，修撰郑久中上书曰：‘文臣太中大夫以上，武臣正任刺史以上，并驸马都尉，或虽官品未至而有政绩在民，遗爱可纪，忠义之节显文于时，或有不求闻达终于下位，及隐逸邱园并孝悌之士，曾经朝廷奖遇，凡在先朝葬卒者，并宗室大将军及赠公侯例合立传者，要见逐人行状、墓志、神道碑、生平事迹；或有著述文字达于时务者，照证修纂。或烈女、节妇及艺术著闻者，事迹灼然，亦合书载。及中外臣僚并宗室或因哲宗赐对，亲闻圣语，或有司奏事，特出宸断，或有论议章疏事关政体可书简册者，并许编录，实封于所在官司投纳，申缴赴院。或亡殁臣僚，有本家子孙追录所闻，或收藏得旧稿者，亦并许编录，以上项投纳，仍不得增饰事节。下进奏院遍牒天下州、军、监，明行晓示，及多方求访，如无子孙，亦许亲属及门生故吏编录，于所属投纳。仍乞下吏部左右选，入内内待省、阁门、大宗正司出榜晓示，令依上件修写，直纳赴院。今来修国史合有取会事，并从本院押贴子会问。其诸处供报隐©，当行人吏，并从严断勒停，事理重者，刺配五百里外本城，不再赦原降减。急限一日，慢限三日，差错违限，从本院直牒大理寺，主行人吏，并科杖八十，罪情理重者自从重。’

南宋嘉泰三年(1203)将修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《三朝正史》，傅伯寿上言称：‘中兴以来，修《徽宗实录》则采《元符诏旨》，修《四朝国史》则采《续资治通鉴》及《东都事略》。今孝宗、光宗《实录》已成，将修《三朝正史》，自建炎丁未至于绍熙甲寅六十八年，典册所书固已灿然，其间岂无登载©脱、传闻异同之患?凡事有旧记述，可不广取而参考乎? 今史馆所收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、《中兴遗史》、《中兴小历》三书，恐如此之类尚多有之，臣以为宜发明诏，广加访求^⑹。’

由上二人奏疏可见，国史修撰，除了运用日历、实录为依据外，还进行文献资料的广泛征集，从闻人达士的行状、墓志、神道碑、著述文字到烈女、节妇、隐士、孝悌的事迹；从诏文、奏议、旧稿到圣语、宸断、议论章疏等等，史馆欲通过此种方式最大限度地调集丰富的史料，以补充朝廷典册所出现的©脱，使国史能够内容充实、准确。然而，由于宋代国史的修撰多据所征集来的家传、表志、行状以及奇闻逸事等，所以出现溢美隐恶的情况，致使影响在此基础上所撰正史《宋史》的客观性和可信度，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称：‘元修《宋史》，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国史，而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，故是非有不可尽信者。大奸大恶如章、吕惠卿、蔡确、蔡京、秦桧等，故不能讳饰，其余则有过必深讳之，即事迹散见于他人传者，而本传亦不载。有功必详著之，即功绩未必果出于是人，而苟有相涉者，亦必曲为牵合。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，欲详著其善于本传，错见其恶于他传，以为善善长而恶恶短也。盖宋人之家传、表志、行状以及言行录、笔谈、遗事之类，流传于世者甚多，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，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，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，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。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，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，而悉仍其旧，无怪乎是非失当也。^⑺’

《宋史》共 496 卷，而人物《列传》就有 255卷，占一半以上，其中大部分人物传记当为朝廷修国史时取自各家行状、表志、碑铭、言行录、遗事等，这些多为子弟门生所撰，自然会“扬其善而讳其恶，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，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”。隐恶扬善，曲意书之，这样无形中就会使历史的真实性降低，可信度不高。正是由于宋朝国史如此撰述，在元代修撰《宋史》时，“悉仍其旧”，又“不暇参互考证”，所以造成了《宋史》的繁冗失当之处颇多，赵翼曾对此多有举例说明，……

参阅文献

⑴ (元)脱脱等：《元史》卷一五六《董文炳传》。文炳谓之曰：“国可灭，史不可没。宋十六主，有天下三百余年，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，宜悉收以备典礼。”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，归之国史院。

⑵ (清)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三《宋辽金三史》。

⑶《宋史》卷四四五《汪藻传》。

⑷《明史·文苑传》及朱彝尊《曝书亭集·徐一夔传》。

⑸( 清)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三《宋史事最详》。

⑹《宋会要辑稿·运历》一之三〇。

⑺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》十八之六十。

读后语

本文节选自《宋代国史修撰考略》，作者姜海军，1977年生，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2004 级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、经学、儒学等。2006年，论文发表在《文献天地》，对《宋史》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总结，堪称经典之作！全文见链接http://www.jzyimenchen.com/pic/jianghaijun.pdf  (请复制链接用浏览器打开)

国史修撰是中国古代正史修撰的一个重要前提，宋代国史修撰在古代发展最为完备，为后代修撰前朝正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。

“宋朝国史，亡国时皆入于元。元人修史时，大抵就宋国史旧本稍作编次，旋而立就。”同时指出：“《宋史》共 496 卷，而人物《列传》就有 255卷，占一半以上，其中大部分人物传记当为朝廷修国史时取自各家行状、表志、碑铭、言行录、遗事等。并由此而想起家长陈泰在天圣年间上报的《回义门累朝事迹状》说：“为修真宗皇帝一朝正史，要见义门陈氏自来义居事迹及朝廷有何恩赐、旌表，次第立便取来，仔细具录”，于是乎，《宋史·孝义列传》收录了《陈兢》文。

陈兢，义门家长，宋太宗朝人；按史谱载，为叔明第十四代孙。作为一国正史，《宋史·陈兢传》竟有如此详细的家族世系，实属难得。其史料当然来自义门家长向朝廷呈报的家传、家乘等私家材料。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《廿二史考异·宋史十六·孝义传陈兢》评述：“陈宜都王叔明之后。叔明五世孙兼，唐右补阙。兼生京，秘书少监、集贤院学士，无子，以从子褒为嗣，褒至盐官令。褒生灌，高安丞。灌生（孙）伯宣。伯宣，即兢之高祖也。叙陈氏义门，当自伯宣始，今自灌以上一一胪列，似家乘非国史矣。”

正因为有“宋人之家传、表志、行状以及言行录、笔谈、遗事之类，流传于世者甚多，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，自必扬其善而讳其恶，遇有功处辄迁就以分其美，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。宋时修国史者即据以立传，元人修史又不暇参互考证，而悉仍其旧，无怪乎是非失当也”。因此，《陈兢传》在叙事方面存在着“溢美隐恶”的成分。

一、“百犬同槽”故事，它属于文学范畴，非史实。清人王夫之读此毫不客气地指出：“有犬百余，共一牢食，一犬不至，群犬不食。其诞至此，而兢敢居之为美，人且传之为异，史且载之为真，率天下以伪，君子之所恶夫乱德之言者，非此言哉？人而至于百，则合食之顷，一有不至，非按而数之，且不及察矣。犬而至百，坌涌而前，一犬不至，即智如神禹，未有能一览而知者，奚况犬乎？”

二、“灌孙伯宣，避难泉州，与马总善”，此句有两处隐讳：

一是“灌子名为何不著”？事情原本是这样的：褒生灌，灌生镛、鍠，唐贞元（785-805）间，灌任高安县丞，得罪了当地豪猾，在任四年，与夫人黄氏同时被害于官舍，后灌子镛杀了仇人全家，外逃泉州仙游避难，改名镶。为隐讳，故传中略而不书其事。徐锴《陈氏书堂记》载“避难于泉州之仙游，生伯宣”，不是“伯宣，避难泉州”！正是因为隐去陈镛杀人命案，故不提“灌子名”。

二是“伯宣与马总善”，其实，与马总友善的是陈镶，而不是伯宣。《资治通鉴》卷（二三五）载马总“贞元十六年（800），盈珍谗其幕僚马总，贬泉州别驾，……元和初，自泉州迁虔州刺史”。元和十四年，陈镶仍在仙游，此时伯宣尚未出世。晚年陈镶，携伯宣游®山，隐居圣治峰。

三、《宋史·陈兢传》交待义门世系，主要是宜都王叔明五世孙陈兼这一支，即从叔明起→五世孙兼→京→褒→灌→（灌孙伯宣）→崇→衮→昉→兢→延赏，到了陈延赏这一代义门开始析庄。在旧时重视门阀时代，义门人是以叔明这一支为代表呈报官府，转呈国史院；也只有这一支人当官的多，拿得出，唱得响，所以《宋史》出现了这一支人的传承情况。义门人，本是异流同源，合族同处。对于其他支系，《宋史》虽未交待，但在兢后是以“从”字巧妙地点出另一支系的几任家长，如“兢从父弟旭每岁止受贷粟之半，云‘省啬而食可以接秋成。’”“旭卒，弟蕴主家事……蕴卒，弟泰主之”云云。《宋史·陈兢传》对“从”字的运用超出本意，同一支系人，即使出了五服也一概称“弟”；只有对不同支系的同辈人，才互称“从弟”。

“正是由于宋朝国史如此撰述，在元代修撰《宋史》时，‘悉仍其旧’，又‘不暇参互考证’，所以造成了《宋史》的繁冗失当之处颇多”。尽管《陈兢传》有如此瑕疵，但由于“悉仍其旧”，故陈兢的世系才真实地流传下来。今当辩证地看待《宋史· 陈兢传》，取其精华，剔其糟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