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镛（镶）与伯宣

高安县丞陈灌长子陈镛，各地族谱书写此人名讳不一，常见的有镛、镶、瓖、譲、壤、環、襄等，同指一人。福建谱叫“临海令陈環”，常州毗陵谱叫“临海令陈壤”，义门谱叫“临淮令赠太保镶、瓖、襄”，龙峰谱叫“唐著作郎镛，本名钰”。出现这些字，除音同、形近误抄外，有的可能曾经确实改过名。

修水《龙峰陈氏宗谱·世系》载：“镛，灌公长子，行二十一郎，本名钰，避郕王讳改镛，唐著作郎，为江州义门之祖。”晚年隐居®山圣治峰，卒葬®山之东麓。

“避郕王讳”，在唐朝中期甚至整个唐朝也没有一个叫“郕王”，何以避讳？查“郕王”为明景帝（1428-1457）朱祁钰，避他的讳而改，不可理解。因龙峰谱在明朝之前的所有旧序里只有“镛”而无“钰”，何以解释？“本名钰”，怀疑受到祁门特峰大成谱的影响，为后人修谱补注。

《修水县姓氏志》援引龙峰谱载：次子陈锽于“建中元年庚申（780）侍父陈灌赴高安就任县丞（注：时间应以《义门陈姓历史资料简编》“唐德宗时（780—805）任高安县丞”为是），由居地武宁蒿溪，途经修水龙峰，见山川秀丽，景色宜人，意欲迁居于此……后果迁分宁龙峰，筑®而居。其父陈灌母黄氏皆卒于高安官舍，唐德宗兴元元年甲子（784），锽扶父母灵柩归葬于龙峰洞之八公楼下。后又移祖父陈褒及祖母合葬于龙峰洞之蜈蚣钳”。

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几个问题：

其一，陈灌是举孝廉任高安县丞，岁数虽大，但不至于四年就夫妇同时亡于官舍？

其二，只要熟悉武宁地形的人就有疑问。公元800年，武宁、修水同属一个县，武宁偏东北，与德安、建昌交界；修水偏西南，与江西铜鼓、湖北通山及湖南平江邻近。一条修河自西向东贯穿两县，上游是修水，下游是武宁。由武宁蒿港（即蒿溪，今巾口乡）去高安，最好的途径是顺修河而下，经箬溪河到永修河入赣江转老抚河口直达高安，不可能逆流西行百余公里至修水县城义宁镇，再转东南方向翻山越岭30余公里到龙峰，绕道去高安。即使择旱路去高安，也是由武宁经建昌、经安义、经新建县到高安，无论择水路还是旱路，都不会走到龙峰。

其三，四年后陈锽扶父母灵柩归葬，为何不葬武宁蒿溪？那里有山有水地貌壮丽，无论地理条件还是交通条件都优越龙峰，难道寻不到一块风水宝地？况且陈褒夫妇已经安葬在这里，理应附祖坟安葬，何苦逆流西行辗转龙峰？又何苦后来迁葬陈褒夫妇？

其四，次子陈锽扶灵柩归葬，怎不见长子陈镛？一系列疑问扑朔迷离。陈锽晚年仍甚思念兄长，在其《且安且止居记》中写道：“兄镛祖居蒿港，今为隔属。孔怀之念，曷刻忘之？”“孔怀”，喻兄弟情深，甚思念。思念陈镛，是不忘同胞情谊；思念蒿港，是不忘始居地。如果陈镛不是避仇在外浪迹江湖，而是兄弟常见面，能有如此的深沉思念？

据龙峰族谱编修陈步云老先生回忆，旧谱写陈镛“爱山水，浪迹江湖”。“爱山水，浪迹江湖”，其实就是亡命在外，四处躲闪，有时不得不改名。鄂州陈琢《义门陈姓历史资料简编》载：“灌，唐德宗时（780—804）任高安县丞。心清政简，豪猾畏之。”问题就出在“豪猾畏之”这四个字上。龙峰宗人传说：陈灌在高安做官得罪了当地豪猾，夫妇被害于官舍，陈镛杀了豪猾全家，外逃避难；陈锽扶柩归来，不敢葬蒿港，就葬在龙峰深山老林避仇人，怕遭报复。恐怕这就是旧谱中的所谓“爱山水，浪迹江湖”之隐情。谱说“避难”，准确说应该是“避仇难”，这有《®山志·山川·桑纪》可以佐证，旧志曰：“避仇仙游而生伯宣，”恰符民间传说，也能说清陈镶四处奔波，老不露面的原因。否则，难以解释上述之离奇现象。

晚年陈瓖去过南康（今赣洲南康市），因访马总不遇，后游®山而隐居。常州《毗陵陈氏宗谱·墓葬》载“临海令壤（镶）公墓在南康府®山”（谱照见《义门陈文史续考》197页），证实了陈镶晚年隐居®山。

现在，我们认真想一想，在义门族谱里有关陈伯宣的事迹，实际上多半是在写陈镶（镛），由于年代久远，父子的行事难以分清，故《宋史》有“灌孙伯宣，避难泉州，与马总善”一句。众所周知，在泉州避难的是陈镶（镛），而不是伯宣。“伯宣与马总友善”，是后人的误会。徐锴《陈氏书堂记》说陈京“以从子褒为嗣，至盐官令；生瓘（灌），至高安县丞，其孙避难于泉州之仙游生伯宣”。这里虽多出一代，暂且不论；但就“避难于泉州之仙游生伯宣”，说得明明白白，是先避难后生伯宣，这是事实。

查《资治通鉴》卷（二三五）载马总也是在“贞元十六年（800），盈珍谗其幕僚马总，贬泉州别驾”，元和初，自泉州迁虔州（今赣州南康市）刺史，后迁安南都户。长庆三年（823）卒。而伯宣“计其生当在敬穆之间（824）”，何以“与马总善”？

“与之友善”，实际上是指陈镶（镛）与马总友善。马总迁任南康刺史，陈镶曾经造访不遇而返，之后游®山隐居，注书立说。

陈镛（镶）究竟做了多大的官，谱说不一，还是修水龙峰谱中“唐著作郎”比较靠谱，不可能官“临淮令赠太保”。《宋史·孝义传·陈兢》说伯宣“尝以著作佐郎召，不起，大顺初卒”。官府怎么不以“著作郎召”？而以“著作佐郎召”？值得思考，或许是父子同职分主次吧！陈镶卒后，陈伯宣即离开了®山圣治峰前龙潭窝，移至®山山下太平宫，继续注书。后迁至齐集里，乾符四年（877）黄巢大将柳彦璋攻陷江州，伯宣因居德安，“合族同处”。

时光转到北宋，义门人仍合族同处，义风愈加昌著，对外宣传的始终是上有宜都王，中有两秘监，下有“辞著作佐郎”陈伯宣，及“大顺中，崇为江州长史，乾宁中崇弟勋为蒲圻令，次弟玫本县令”（《陈氏书堂记》），以及《宋史》“崇子衮，江州司户，衮子昉，太常寺奉礼郎”的这一支系，然而此时的陈镛（镶），恐怕早已淡出了时人的记忆，故《宋史》有“灌孙伯宣避难泉州，与马总善”及《陈氏书堂记》误“昔马总尝左迁泉州，与之友善”，以及《新唐书·艺文》“陈伯宣注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贞元中上”。贞元中，陈镶还在仙游呢！

“与马总善”时间，跟著作郎陈镛（镶）避难泉州时间相符合。唐德宗时（780—805）灌任高安县丞，四年后夫妇殁于高安官舍，陈镛杀人后外逃至泉州避难；马总也是在“贞元十六年（800），盈珍谗其幕僚马总，贬泉州别驾”。（《资治通鉴》《唐书·马总传》）于是二人患难时相识相交，这和江西武宁县宝泉庄族谱“陈瓖与马总为宦友”的记载相符。并由此推“陈伯宣注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贞元中上”，应该是写陈镛而误为伯宣。再说，史书误记者也是常有的，就以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载“伯宣子陈旺，孙陈机”，能信吗？不管是史志还是谱牒，都要放到时间天平上过一趟，看他是否能立得住，合不合情理，进而综合推证，这是研究者所具必要思维。

以上辨析为我之管见，局限难免，不当之处，请方家指正！

（本文摘自《义门陈文史续考· 议龙峰谱中二三事》，编辑时有改动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