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代江州的陈氏家族

编者按

论文《唐代江州的陈氏家族》，是武汉大学陈国灿教授为应邀出席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“唐代的江南经济社会”研讨会而撰写，他对江州义门陈氏家族的渊源；义聚至分析的始末；合族义聚的时代背景、特点及性质、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等等，作了概括性的阐述和总结。录自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。

唐代江州的陈氏家族

由唐至宋，存在着许多大家族累世聚族而居的现象，据《宋史·孝义传》载：江州德安陈昉“家十三世同居，长幼七百口。”“许祚，江州德化人。八世同居，长幼七百八十一口。”“胡仲尧，洪州奉新人。累世聚居，至数百口。”“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，贝州田祚、京兆惠从顺十世同居，庐州赵广、顺安军郑彦圭、信州俞隽八世同居。”唐宋朝廷对于这类累世同居的大家族，“皆赐诏旌表门闾。”[1]目的在于表彰家族的内部治理，有利于地方秩序的稳定。本文谨就由唐至宋江州德安陈氏家族的发展作点探讨。

一、江州德安陈氏家族的先世源流

江州德安陈氏自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（公元731年）陈旺徙居德安建庄，直到第十五代陈延赏、陈继珪辈，当北宋仁宗嘉祐七年（公元1062年）分庄，中经三百三十余年，一直是累世同居不分家，号称“萃居三千口人间第一，合爨四百年天下无双”的旌表义门，成为唐宋历史上的一种罕见现象，也为世人大加赞赏和称道。

陈氏家族的先世，源自于舜裔妫满，公元前11世纪，被周封侯于陈国，因以为氏。传至东汉陈寔（104－187），因族居颍川（今河南许昌）十余世，此后陈氏便以颍川为郡望。西晋末，陈寔六世孙陈眕为晋光祿大夫、左卫将军，随着五胡内迁，晋军败退，陈眕带领家族东渡，隐居于曲阿新丰湖。眕弟匡之子陈达，被初建的东晋政权命为长城县令（今浙江长兴县），因悦其山水，遂家居于长城下若里。达下传九世至文瓒，文瓒三子：谈先、霸先、休先。霸先，于梁太平二年（557）以国相禅梁即皇帝位，是为陈王朝开国君主。[2]后聚居于江西江州德安的唐代陈氏家族，是由陈朝皇室后裔的几支汇聚而成。

一支是陈宜都王叔明，这一支在唐代的著名人物有陈兼、陈京，宋有陈競。《新唐书·陈京传》云：“陈京，字庆复，陈宜都王叔明五世孙（按：《宋史·陈兢传》正之为六世孙,《唐表》从柳文而来，实漏缺高祖一代）。父兼，为右补阙、翰林学士。”[3]柳宗元作《陈京行状》云：“五代祖某陈宜都王，曾祖某皇会稽郡司马，祖某皇晋陵郡司功参军，父某皇右补阙、翰林学士，赠秘书少监，某州某县某乡某里陈京年若干状。”又云：“公姓陈氏，自颍川来隶京兆万年冑贵里，讳京，既冠，字曰庆复，举进士，为太子正字，咸阳尉，太常博士，左补阙，尚书膳部、考功员外郎，司封郎中，给事中，秘书少监。”[4]《新唐书·陈京传》载：“京无子，以从子褒嗣。褒孙伯宣，辞著作佐郎不拜。”对于陈京的后嗣，《宋史·陈競传》载：“陈競，江州德安人，陈宜都王叔明之后，叔明五世孙兼，唐右补阙。兼生京，秘书少监、集贤院学士，无子，以从子褒嗣。褒至盐官令。褒生瓘（灌），高安丞。瓘（灌）孙伯宣，避难泉州，与马总善，注司马迁《史记》行于世。后游庐山，因居德安。”[5]此传仅交待陈兼这一支上下传承关系，而陈旺一支则见于宋初胡旦咸平五年写的《义门碑》。该碑在述伯宣游庐山遂隐居之后说：“孙旺，徙居于德安之太平乡常乐里。旺生机，机生感，感生蓝，蓝生青，青生六子，曰伉、侍、仲、俛、伟、伸，六而十七，十七而三十四。自是家益昌族益盛。”[6] 因《义门碑》屡竖屡毁，故南宋绍熙年间周必大已疑碑误。碑误既对陈氏家族的世系有所错置，而旺也并非伯宣之孙，且陈旺所在的时间，实际比伯宣要早一百多年。

陈旺实属陈朝后裔另一支，即陈岳阳王叔慎之后裔，《陈书》载“岳阳王叔慎，字子敬，高宗第十六子也，……祯明元年，出为使持节、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诸军事、智武将军、湘州刺史”[7]。祯明三年（588），隋军攻湘州，叔慎败走，后被隋军俘获后处斩。其后裔世系由于避难于山野，多隐而不显，然江西峡江县马埠镇《陈氏七修族谱》却记叙了叔慎一支的世系，其世次为：“叔慎→ 志高→ 才→ 蕴玉→ 然→ 衮→ 可二→ 增→ 鉴→ 渣→ 梓→ 焰→ 本立→ 梁→ 宗先→ 继荣→ 岳→ 濬→ 乔。”[8]据《江州义门陈氏宗谱》载，蕴玉兄弟共有三人，依长幼序列为蕴圭、蕴玉、蕴璋。蕴圭，又作蕴珪，湖北石首的《陈氏宗谱》与高安陈氏旧谱均载：“志高生子才，才生蕴珪，蕴珪生子旺。”又据湖北《大冶陈氏旧谱》载：“陈旺，字天相，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（731），占籍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。”据永定《陈氏七修族谱》载：“汝南陈氏唐开元陈旺，浪迹匡庐，遂定居义门。”陈旺的十世孙陈旭在《进呈家谱表》中说：“若夫会聚渊源，自颍川而江州。”[9]汝南郡周代属于蔡国和沈国的辖地，秦始皇统一后属颍川郡。多种记载证明，陈旺是于开元年间由汝南迁往江州的，此迁很可能与叔明五世孙陈兼官江州有关。陈旺、陈兼是从兄弟，当陈兼由江州官迁封丘县丞而北上赴任时，陈旺因陈兼的关系而占籍于江州德安县。据陈月海氏《陈兼生平事略》研究，“开元十六至二十二年，初官江州，在此期间，陈旺、陈昌等相继寻来江州。”[10]宋景德三年（1006）陈延赏《奏义门卑幼妄擅典卖田产状》中说：“臣先祖在唐玄宗朝因官置庄于江州德安县，后置田于各郡，历今一十五世，义聚骨肉三千余口。”[11]所云先祖在“玄宗朝因官置庄”，当是指陈旺因陈兼的关系置庄于江州德安事，这应是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（731）陈旺在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建荘的大背景。

至于《宋史·陈競传》中所云伯宣“避难泉州，……后游庐山，因居德安”，是在此一百多年后的事，伯宣是陈兼的六世孙，他到庐山实在唐武宗会昌年间（841－846），初居德化县齐集里，乾符四年（877），柳彦璋攻陷江州，伯宣因避黄巢兵锋，也转向与陈旺后人合族而共居。[12]

由此不难看出，唐代以来的江州陈氏家族，原是由多个支派会聚、团结组合而成，各支派虽有别，但却同出于一源。

二、义门陈氏家族累世共居的特点

陈氏家族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（731）在德安县太平乡建庄，到宋嘉祐七年（1062）奉敕分庄析居，在这三百余年间，陈氏家族始终处于全族公推的家长领导下生活，呈现出许多的特点。

最大的特点是在家族内部施行家族公社的公有制度。北宋淳化四年（993）宋太宗询问家长陈競：“汝义门所以义聚，何也？”競回答说：“公也。公则无私，无私方可义聚。”于是宋太宗御书了“至公无私”四字以赐之。这种至公无私的精神，在家族内部成为了处理各种事务和关系的准则：族产共有，家无私财，共同劳作，平均分配，人无贵贱，诸事平等，形成了一种 “堂前架上衣无主，三岁孩儿不识母，丈夫不听妻偏言，耕田不道田中苦”[13] 的既大公无私，又和谐相处的家族共产公社体制。

“耕田不道田中苦”，是指全体成员对农田共同经营、共同劳作，族有田亩按其大小分房族经营，每房族立一人管事，“量其用地广狭以次安排，弟侄各令首副管辖，共同经营。”[14]“丈夫除令出勾当外，并付管事手下管束。逐日随管事差使执作农役，稍有不遵者，具名请家长处分科断。”[15]由于人人参与农田耕作，而且是为本族而自觉自愿劳动，所以均不言田中苦。

“堂前架上衣无主”是指一切财产均为公有，架上衣裳也为公有，生活用品都平均分配，如“丈夫衣妆，二月中给春衣，每人各给付丝一十两。夏各给絺葛衫一领。秋给寒衣，自年四十以上及尊长各给绢一匹、绵五两。四十以下各给丝一十两、绵五两。冬各给头巾一顶。并出库司分派者。”[16]麻鞋，每年冬至、岁节、清明三时人各给一双。草席，每年每房各给一副。妇女脂粉、针花等事，三时“仰库司专人收买给付。”[17]

“三岁孩儿不识母，丈夫不听妻偏言”，说的是不以小家庭为活动单位，强调的是集体生活制度。如“诸房诞育男女令书时申报，则当随时上簿至排定第行，男为一行，女为一行，不以孙侄姑叔，但依所生先后排定，贵在简要。”[18]饮食实行分班食堂制，规定“每日三时茶饭，丈夫于外庭坐，作两次：自年四十以下至十五岁者作先次，取其出赴勾当，故在前也。自年四十以上及家长同坐后次，以其闲缓，故在后也。并令新冠后生二人排布，祗候茶汤等。妇人则在后堂坐，长幼亦作两次，新妇祗侍候茶汤等。”[19]妇人坐后堂，当然也包括十五岁以下的幼小在内，故长幼分作两次进食。

共同劳作，平均分配，在家族内部形成了一种公而无私的优良传统，人们乐于生活在这种纯朴的传统之中，没有个人私利的追求。

其次一个特点是家族内部，虽有家长、管事，均由家族会议推举产生，按家法行事，并无特权。虽有长幼、男女之别，但人无贵贱之分，人人平等，权利共享，义务共担，如《宋史·陈競传》所言：“不畜仆妾，上下姻睦，人无间言。”形成为一种没有特权、没有压迫剥削、和睦友爱的平等社会。

第三是以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为指导。三百多年间，义门陈家，以公字为准则，以孝义为先，不损人谋利，世以耕读为务。义门陈崇在德安旌表之初，就特别重视对子孙的教育，专设“书屋”，以训教七至十五岁童蒙。又设“东佳书堂”，以备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进一步深造。这些举措使全族的文化素养得到普遍的提升，使每个成员都能知书识礼，知孝明义，为整个大家族的团结友爱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。家族盛时，曾“有犬百余，亦置一槽共食，一犬不至，群犬亦皆不食。”[20]家犬尚可调教如此仁义，何况于人焉！然而至宋太宗时，家族人多，常苦乏食，诏令每岁贷粟二千石以接新熟，家长陈旭只受贷粟之半，有人劝其全受以邀善价，旭回答说：“上以旭家上千口，特以公赋赐我私家，岂可见利忘义，而为罔上之事呼！” 这类处以公心、不见利忘义的行为，总是被世人传为美谈。据族谱《旧碑碎言家语》记，宋神宗时，陈襄、陈敏为忠列侯，其母刘氏虽出身贵族，被封为夫人，然而汲水、炊饭不假僮仆，均自己动手，充分反映了家内的平等平权。

至公无私的准则与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相结合，既维持了家族内的长幼尊卑有序，又维护了家族内部的团结。义门陈氏家族的发展，实际上是儒家“天下为公”大同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实践，一种具有血缘关系特征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大同公社实体。

三、义门陈氏合族共居三百余年的原因

义门陈氏所以能够合族共居时间如此之长，有其外在的因素，即陈氏家族在唐代自汝南迁至德安，语言风习有所不同，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条件下，家族内部生活能自成一体，与外界接触甚少，加之天宝安史之乱后，社会很不安定，战乱时时播及江州及邻近地区。如肃宗乾元二年（759），“襄州将康楚元、张嘉延据州作乱”，随后破荆州，荆南诸州官吏争潜窜山谷。[21]上元元年（760），淮西节度副使刘展反，十二月其将“傅子昂屯南陵，将下江州，徇江西。于是屈突孝摽陷濠、楚州；王暅陷舒、和、滁、庐等州，所向无不摧靡，聚兵万人，骑三千，横行江淮间”[22]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官府对百姓行劫夺的“白著”，“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，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，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，计其大数而征之，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，不问负之有无，赀之高下，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，籍其所有而中分之，甚者什取八九，谓之白著”[23]。故时人作歌谣：“上元官吏务剝削，江淮之人多白著。”面对战乱和官府的劫夺，陈氏家族只有紧紧团结在一起，才能有应对之策，才有力量抵御各种外来的侵扰和劫夺。

家族外部的另一个因素，就是唐宋朝廷对义门陈累世合族共居家风的肯定和旌表。封建统治阶级面临社会阶级矛盾激化，急于要依靠家族这一纽带来安定社稷，稳定民心，于是唐僖宗便在全国旌奖了一批“德义人家”。江州陈氏家族此时同族共居已逾一百五十余年，经黄巢动乱后，家族安然如故，也无人参与动乱，自然被选为“德义人家”的典型予以旌表，唐僖宗特御笔亲题“义门陈氏”，以为天下表率，同时赐楹联为“九重天上旌书贵，千古人间义字香”。到五代时，南唐主李昪于昇元元年（937）重新敕立“义门”，并“免其徭役”。北宋淳化四年（993），陈競入朝，太宗问其能义居的原因时，競答为“公则无私，无私方可义聚。”宋太宗深受感动，当即御书了“至公无私”四字以赐作门匾。至道二年（996）太宗在见到所上《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》和《义门家范十二则》后，赞叹说：“天下有此人家，真良家也。”于是又赐御书“真良家”三字，次年（997）太宗又以飞白笔亲书“义居人”赐之，并赐楹联一副：“萃居三千口人间第一，合爨四百年天下无双。”历朝皇帝的旌表，既是对家族义居行为的表彰和肯定，也是维护家族义居传统的精神支柱，在朝野上下，形成了一种舆论取向，而义门陈氏家族，也只有定格于这种舆论取向之中。

义门陈氏，若出现危难，朝廷会及时伸出援手，淳化元年（990），家族己义聚二千余口，常年因乏食而向外贷粮二、三千石，宋太宗得知后，特诏年赐二千石粟，以“矜后人乏食之苦”，实际上是无息官贷，据至道二年（996）二月十九日《中书门下内侍裴愈牒》云：“蒙官府每年春首支借陈粟二千石，以供口食，待秋收之日，一斗只还一斗，阖门不胜感戴圣恩至极”。[24]义门陈氏虽免徭役，但对国家租税还是交纳的，“逐年纳税钱九百贯，苗米二千七百余石，输纳江州。”至道二年二月，因内侍裴愈至江州赐御书之便，家长陈旭乞请二千七百余石苗米就德安县交纳，以免“往返山路四百里”辇运江州之劳，这一请求也得到了宋太宗的同意。[25]景德三年（1006）家中有不肖卑幼，将庄田典卖与邻近豪民举债，利中翻利，填还不得，事被家长陈旭得悉，于是由陈延赏上表，乞请皇上追查，依敕断还。这是依托皇恩维护义门家风之一例。也正是由于唐宋各代皇帝的旌表嘉赏和朝廷的呵护，才使得义门得以维持到十五代三千余口不分家，能保持义门家风的一贯。正如嘉祐八年（1063）分庄家长在草拟的《分庄记》中所云：“迨旺公迁德安常乐里，至崇公持家有道，率下以礼，室无私财，厨无别爨，大小一心，合德同风；荷累朝之恩光，传义风于千古，共勉修齐之志，谁萌分析之心？”[26]由于累朝恩光的照射，才能使义风流传于千古。

第三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家族内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章法制度。家族义聚之初，就有一套管理的秩序和章法，经过不断的调整、补充、完善，到唐大顺元年（890），当陈崇为御史大夫兼江州长史时，他将家族中长期行之有效的秩序和章法，加以整理形成为《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》，家法三十三条是维护家族存在、生活、发展的具体纲领，它对于族内公有制度，共同劳动、平均分配，对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、生老病死，都有安排规定，要求全家人必须人人遵守。淳化元年（990），宋宣德郎守殿中丞知江州军兼管劝农工事康戬在向朝廷所上《贷粟疏》中说：“今春臣往管下德安县相度村落、墟市、酒坊税务课利，路经义门陈競家，自唐以来，家众义聚三千余口，舍宇可逾千间，且每日用粮三十余石，日渐粮缺。臣仔细问得缘由，众称其祖训世业耕读，向以家法不令弟侄外行谋财，恐伤义气，只重农桑，别无它资。”[27]由此可见家族成员长期严守家法之规定和约束，不为外界之利财所惑。

由于以上诸内外因素，促成了江州义门陈氏家族以合族共居的体制，在历史上存在了三百三十多年。

四、合族共居型态的消失及研究的现实意义

义门陈氏家族发展到宋代，“开宝之末，计七百四十口。咸平三年（1000）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。”[28]二十五年间，人口翻了一倍。然而，简陋的生产工具，传统的农耕技术，加上集体主义的劳作方式，却使粮食的生产增长不多。宋太宗朝，家族乏食，经常出现寅食卯粮的现象，不得已，只有“每年春首却于宽剩之家借贷三千石方得接食秋成，至秋收日交还，因抽还本息数目，故粮供不周。”[29]为此，朝廷特诏赐二千石粟用以救济。家族生存危机的出现，表明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状态下，经济不可能有大的发展，其家族公有制也难以维持下去，这是义门陈合族共居必然要走向解体的根本原因。

另一方面，对封建国家而言，朝廷原来树立的“德义之家”，在立家以孝义为先的教化上，起过导向的作用，给安定社会、保护社稷，可能增加了些积极因素。然而，其投入成本则越来越大，对这几千口的家族成员，不仅长期免除其差役，甚至每年还要由官府无息贷粮二千石来维持。被旌表过的陈氏家族渐渐变成了封建国家的包袱，这也促使了朝廷用析户的办法，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口聚居为一家的状态。

第三个方面，义门陈氏家族内部管理得井井有条，耕读立家，良田近千顷，蚕桑有蚕院、蚕房，都蚕院也是纺织作坊；财务出纳由库司专管；子弟教育有书屋、书院；成员有过失犯罪，家族内有刑杖厅处置；方方面面，均都自成一套系统，家长一呼，千口应诺。如此规模，也不能不引起朝廷的耽心，如果一旦生变，恐怕很难予以节制。为了消除潜在的危险，防患于未然，所以到宋仁宗最后的一年，即嘉祐七年（1062）七月，朝廷终于“下矜存保全之诏”，劝其分家，让分家后的各支，将义门的道德风范带向全国各地。

圣旨下达后，家族上下经过酝酿，并在官员们奉旨临门监析的状况下，于嘉祐八年（1062）三月，决定将三千九百余口的德安义门陈氏家族分为291庄，计分往江南各地110庄；往楚地者91庄；两直、川、浙、广、闽等地因官置产90庄。由此，义门陈氏分布于全国七十余州县。

江州义门陈氏家族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，虽然早已消失，但是今天开展对它的研究，仍具有现实意义。

首先，义门陈氏曾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，例如在陈崇为家长时，除立有《家法三十三条》外，还立了《义门家范十二则》，这既是对义门陈氏家风优良传统的归纳，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。所列十二则家范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，如敬祖宗、孝父母、和兄弟、严夫妇、训子孙、隆师儒、谨交游、睦邻里、均出入、戒游惰等方面，都是对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的行为道德规范，即使到今天，仍具有现实的教育作用。《家范》的第一条是“尊朝廷”，显然於今天已不适用，今天可以把它改为“爱祖国”。总的看，这种家范，仍值得今天的社区家庭借鉴、学习，值得社会主义今天的人们去继承、发扬。

其次，义门陈家是在封建社会内部推行的家族共产公有制度，就其内部生产关系而言，比之于封建剥削制度要优越得多，然而这种先进生产关系，却是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的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和矛盾，必然导致这种一大二公式家族公社的瓦解。一千年前的江州义门陈氏公社是如此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又何嘗不是如此？历史的现象，历史的经验，很值得我们去研究、去反思。

义门陈氏家族，在千年前析户分庄以后，分布到全国七十多个州县，后子孙繁衍，至今其后裔数千万，散布于海内外。明清以后，由闽渡海入台湾岛谋发展的陈姓子民不少，对义门陈氏家族及其谱系源流的深入研究，有助于他们的认祖归宗，从血缘世系上，明确自已不仅是中国人，而且是江州德安存在了三百余年的义门陈氏后代。

陈 国 灿

2013年7月10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