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宋史·陈兢传》与《唐表》之辨证

    《宋史·陈兢传》(简称《宋传》)和《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(简称《唐表》)俱为义门世系及其历史渊源的重要史籍。只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史观，科学地全面地甄别两者的异同，充分认识相互承接的关系，对于义门陈文史的考证与研究，甚为有益。
    一、《唐表》与《唐书·陈京传》及《陈京行状》
    《唐表》是义门前期世系及其历史渊源的专述，也是为唐代陈兼、陈京“父子两秘监”撰立家世。若为“楚相”陈轸而撰，不一定会写到陈兼这个宗支上来，何况还有“汉相”陈平诸人呢？从《唐表》所列义门前期世系有误来看，编修者不完全是“失察”，主要是掌握原始资料甚少，仅依据柳宗元《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》(简称《陈京行状》)，现将两者对照即明。《唐表》载：“叔明，字子昭，隋鸿胪少卿；某，会稽郡司马；某，晋陵郡司功参军；兼，右补阙，翰林学士。”而《陈公行状》篇首即云：“五代祖某，宜都王；曾祖某，会稽郡司马；祖某皇，晋陵郡司功参军；父某皇，右补阙，翰林学士；某州某县某乡某里陈京年若干状。”可见《唐表》只补上“叔明”、“兼”两个人名。再联系到柳文末语：“宗元，故集贤吏也，得公之遗事于其家。书而授公之友，以志公之墓。”陈京墓碑上的铭文，绝不会有此“某”字。可见此文是初稿，文中数处“某”字，皆为预留空白，交付给陈京生前之友带到陈家，由其家人填补，以免出错。也说明此文来自于《柳宗元全集》，而非陈氏谱牒。
    《唐表》后格载：“京，字庆复，秘书少监；褒，以从子继，盐官令；瓘，高安丞；伯宣，著作郎；旺，字野王；机。”此是依据传言而成，但传言有误。只要与《唐书·陈京传》(简称《唐传》)对比便知。《唐传》载其世系为：“陈京，字庆复，陈宜都王叔明五世孙。父兼，为右补阙，翰林学士……京无子，以从子褒为嗣，褒孙伯宣，辞著作佐郎不拜。”可见《唐传》撰修者相当谨慎，未曾轻易地将旺、机父子录入传中。如果依据确凿，足可证实“旺”为伯宣之子，焉有不写之理？何况执笔者俱为《唐书》撰修成员，且“表”、“传”同载一书。由此证实，《唐表》所载义门前期世系依据不足，确有错©。
    二、《宋传》与《唐表》及《马总传》
    《宋传》之所以成为考证义门世系的可靠史典，缘于其是《唐表》之续，且对前者予以修正和完善。其修正之处有四：改“叔明四世孙兼”，正为“叔明五世孙兼”；改“褒孙伯宣”，正为“褒生灌”、“灌孙伯宣”；改“伯宣子旺”，正为“伯宣子崇”；改“义门一个支系”，正为“义门两个支系”。前三处修正，显而易见，后一处修正，尚需详述。义门本是兼公、旺公两友后人“合族同处”，《唐表》却混为一支了。《宋传》修正这个问题的手法相当高明，仅三次使用一个“从”字，就把义门两个支系表述出来了，更加充分展示义门的孝义风貌。《宋传》前云：叔明五世孙兼。兼生京，“无子，以从子褒为嗣”。此一“从”也。褒是何人所生，现有两说。一依《陈京行状》，“以仲兄前大理评事苌次子褒为后”，一依湖北武穴陈殿荣《江州义门陈世次初考》，“陈旺次子棋，生子褒，出继京为嗣”。对两说虽不敢妄断，但均应视为“从子”。因京与棋不同支系，京与苌虽属同胞，但苌的子孙不属义门人。《宋传》继云：褒生灌，灌孙伯宣，伯宣子崇，崇子衮，衮子昉，昉弟之子鸿，兢即鸿之弟。其实鸿是兢的堂兄，不仅不称兢为“从弟”，反而直呼为“弟”，表明二人同属兼公支后人。接着笔锋一转：“后兢死，其从父弟旭每岁止贷粟之半”，“旭卒，弟蕴主家事”，“蕴卒，弟泰主之，泰弟度”。此二“从”也。只所以称陈旭四人为“从父弟”，因为他们都是旺公支后人。陈旭是俛公玄孙，陈蕴是伟公玄孙，陈泰、陈度是伸公玄孙。文末笔锋复转：“从子延赏、可”。此三“从”也。为何“延赏、可”是陈泰的“从子”呢？因延赏、承可俱为兼公支后人，伯宣公耳孙。如若不然，何必“从”“之”？
    《宋传》对《唐表》的完善有三：一在义门世次上。《唐表》言陈兼为第四世，伯宣为八世。《宋传》依据义门世谱补之，则陈兼为第五世，伯宣为第十世，陈兢、陈泰等为第十四世，延赏、可为叔明十五世孙。二在义门世系上。《唐表》虽然记述上了义门前期世系，但义门世系自何世何祖始，却未标明。而《宋传》将起止世次和内部支系，十分巧妙地表述清楚。开篇即云：“陈兢，江州德安人，陈宜都王叔明之后”，点明义门世系自叔明始。文中用三个“从”字，交代了义门内部两个支系。文末“蕴卒、弟泰主之。泰弟度”，说明义门世系至“泰弟度”这辈人为止。“从子延赏、可”同辈人为各自分庄之始祖。尽管他们生于义门、长于义门，其中有人亦作古义门，但在世系划分上已不属义门世系，列《分庄名录》以别之。三在义门事迹上。《宋传》以义门显祖和家长为主线，将义门的盛事殊荣，按时间顺序一并表述，使义门“始于唐、盛于宋”的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载于史册，不可不谓“空前绝后”。
    《宋传》和《唐表》一样，亦有“微瑕”，即“灌孙伯宣，避难泉州，与马总善”一语，经考证，此说与马总传记不符。据《唐书.马总传》、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、《唐刺史考》载马总事迹：唐贞元十六年(800)贬泉州别驾，元和初(866)迁虔州(今赣州南康)刺史；长庆二年(822)入为户部尚书，三年(823)卒。此年伯宣尚未出世。《九江谱》载《旌门记》亦云：“瓖避难泉州仙游县，生伯宣”。可见“与马总善”者，非伯宣本人，而是其父陈瓖。因《宋传》未言及陈瓖，故言伯宣“与马总善”权作交代。至于有谱言：“伯宣与马总善，总移官南康，遂偕游®山，悦其地圣治峰而家焉”。乃是传言有误，不足为据。
    三、《宋传》与《陈氏书堂记》及《义门记》
    北宋上、中叶，义门鼎盛，“族大而繁，德盛而光”，名满朝野，声播海内。大量的义门事迹，在诏书敕令、疏表文牒、诗文词联中屡见不鲜，义门的家法、世谱和累朝事迹俱载之于籍，藏之于馆，传之于世。所以，史官撰修的《宋传》，内容详实，文字精练。这样的经典史传，其真实性、权威性，远远高于民间谱牒，唯《陈氏书堂记》尚可媲美。该记是由五代入宋为官的徐锴所撰，是记载义门世系与事迹的早期文献。其文曰：“其先盖陈宜都王叔明之后，曰兼，为秘书少监；生京，给事中；以从子褒为嗣，至盐官令；生瓘，至高安县丞；其孙避难泉州之仙游；生伯宣，注《史记》，今行于世……，大顺中，崇为江州长史；乾宁中，崇弟勋为蒲圻令；次弟玫，本县令……勋从子衮，本州曹掾”。作者用词精妙，在伯宣之后，不再用“生崇”、“其子”类语，直写“大顺中，崇为江州长史”既巧妙地点明了伯宣与陈崇的父子关系，又恰当地突出了陈崇在义门史上的重要作用。当然，这种曲笔写法，有些隐晦，《宋传》就直书为“伯宣子崇”、“崇子衮”了，略去勋、玫二名。可见《陈氏书堂记》对《宋传》影响之深。
    《义门记》(又名义门碑)是记述义门的又一名文，文彩飞扬，“甚有古风”。由享誉“史笔文华，著声三朝”的胡旦所撰，时值宋咸平五年(1002)，比《陈氏书堂记》晚34年。作者“因访名家，得诣陈氏，览世谱，阅家法，询事实，俱知其状，因为之记”所写的义门世次，应比《陈氏书堂记》更加准确。然观诸谱所载《义门记》，其世次整体错位。究其原因，现行版本，不是胡旦原文！南宋中书舍人周必大曾言《义门碑》：“中经兵火，得贤宰吕仁甫(即吕广)表而出之，又可传远。予恐拓本颇难，为刻版付陈氏裔孙达善，使以携归”。后来发现此版有错，周必大亦言“疑后来碑误”。《德安县志》、《宿松谱》均言：“抑碑经火后，木版错误，有如同益公(周必大被封益国公)所云。”德安陈月海先生亦言：“义门碑历尽兵燹数竖数毁……传至今日的《义门记》，彼此互异，内容多寡不同，且多与史书方志不符。”就是这个“木版错误”的版本，也被九江《明嘉靖甲寅重修谱》改得面目全非。篇名被改为《宋咸平壬寅岁原序》，内容改得“与府志不同”，以致义门世次紊乱至极。因此证实，自明清以来，广为流传的《义门记》不是胡旦原作，应以《宋传》正之。
    四、《宋传》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及《方志》
    《宋传》言：“昉家十三世同居，长幼七百口。”全句意为：第十三世陈昉为家长的义门陈家，男女老少七百人聚居同炊。然持“伯宣孙旺”观点者，却曲解为：“自伯宣起至陈昉曾孙辈，已有13代人同居”。出此言者，忽视了两个重要问题：一是陈昉的家长任期自南唐升元三年(938)至宋开宝六年(973)，而开宝六年上距伯宣生年唐长庆四年(824)只有149年，149年时间内伯宣如何能传十三世孙？二是《宋传》记述的义门代表人物，上自叔明，下至延赏、可，何曾言及延赏的子、侄一辈？
    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简称《长编》)中。亦有与《宋传》相同的记述，《长编·卷三十一》载：“江州言德安县民陈兢十四世同居，老幼千二百余口。”《长编·卷四十》载：“旭家长幼千余口。”因兢、旭同辈，故省“十四世同居”语。陈泰《回义门累朝事迹状》亦可佐证。该文引江南西路转运使张齐贤奏言：“陈鸿家自来积善，孝悌相承，义聚一十四代。”鸿乃兢、旭之兄，且“世”、“代”二字意同，都是表明这几位家长为第十四世。就是持“伯宣孙旺”观点的宗谱，如湖北天门《月光垸谱》言“十五世同居”，“十六世同居”，俱指家长的世次，未曾言及家庭成员的代数。《长编·卷一百一》又载：“江州民陈蕴，聚居二百年，食口二千。”此述更详，还交代了义门聚居的年数。“二百年”是概数，意为“约二百年”。记述此语的时间是宋天圣元年(1023)，上溯“二百年”，即为唐长庆末至太和初(824-827年)，这个时期，正是青公六子相继成年，婚娶生育之时，一家二、三十口合爨聚同居，聚而不分。对此，陈雁南《东佳书院的沿革》一文述之甚详：“唐太和间(827-835年)，陈氏昆云渐众，仍合爨同居，“击鼓传餐”，过着原始共产生活。”此时的伯宣，正值少年，远在泉州仙游，尚与“聚居二百年”无关。至于“自伯宣居德安，合族同处”，那是此后四十多年的事情。
    国史有此之载，府县又何志之？《九江府志·人物·孝友》载：“陈崇，伯宣子。自伯宣居德安，合族同处。崇江州长史……。陈昉，崇之孙，江州司户衮之子，试奉礼郎。昉家十三世同居，长幼七百口。”《®山志·太平宫·山川胜迹》载：“然陈氏家谱，陈宜都王五世孙兼，唐玄宗时仕为秘书少监。兼子京，德宗时亦为秘书少监。京无子，以族子褒为嗣。褒子瓘，瓘之子避仇徙居仙游而生伯宣，计其生，当在敬、穆之间(824年)。”《德安县志·人物·寓贤》载陈伯宣、陈昉、陈旭等人传记，俱以《宋传》为据，内容与措词相同，俨如翻版。可见《宋传》和《长编》及府县之志所载义门世次一致，内容相同，都是以陈兼一支为主体，以义门家长为主线，自上而下地记述义门世次与事迹。
    考述至此,即可作结：《宋传》是《唐表》的续篇,并对《唐表》之误,据实正之。《九江府志》、《德安县志》早以从史。然传者至今日的《义门记》，由于“木板错误”，应当彻底纠正过来，恢复义门世次的历史原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