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奉文改谱”者曲笔救谱

　　最近，湖北天门人、现居常州的陈志刚先生，在《义门世次及行状考》中载：“原谱所载各祖生年荒诞怪异，特经[ ]号标出。叔明[555]—志高[568]—才—蕴圭—兼[598]—长当[611]、三京[613]、四齐[615]—(齐子、京嗣子)褒—灌[628]—钰—镶[644]—五子伯宣[656]—檀[679]—旺[697]—机[734]—感[762]—蓝[800]—青[835]—伉[860]侍仲[864]俯伟伸—(仲子)崇[890]。”
　　据作者介绍，此世系简表，源自《江州义门陈氏大成宗谱》湖北天门分卷。中括号内数字是作者加注的公元纪年，原文则是帝王纪年，如“崇[890]”原文应为“崇公生于唐昭宗大顺元年庚戍岁某月某日”，且源于明清古谱。那么，当年“奉文改谱”者在“例禁煌煌，操之必审”的高压形势下，编撰如此怪诞不经的世系，意欲向读者和后人传递何种信息呢？笔者初步分析，认为有四个：
　　一、名为显祖撰写生年卒岁，实为揭露“伯宣孙旺”世系混乱。《简表》中，一世“叔明[555]”至十一世“伯宣[656]”，共有101年，间隔10代，代均10.1年，其中六世“齐[615]”至八世“灌[628]”，只有13年，却间隔2代，代均6.5年。这样，就把混乱的世次问题暴露无遗，所传代数特别多、所历年数特别少的假象，令人一眼即可识破。
　　二、明写世系世次，暗示真实年代。《简表》中，十一世“伯宣[656]”至十九世“崇[890]”，共234年，间隔8代，代均29.25年。这样一来，既反衬出伯宣之前的世次虚假，又告诉人们，这就是义门前期世系的真实代均年数。依《庐山志》伯宣生于824年的记载，上距叔明生年共有269年，按代均29.25年折算，排行老五的伯宣则为第十世，即是叔明公的十世孙。《宋史?陈兢传》言“灌孙伯宣”，而伯宣之父是镶公，自然无“钰”一代。
　　三、故意以父卒年错作其子生年，期图保留显祖的真实生卒之年。《简表》中言崇公生年890年，即大顺元年，可是“同谱他处又推翻了上述生年，如言崇公于昭宗龙纪元年己酉(889)接伉为第三任家长，于大顺元年(890)立家法即是。”联系到《宋史?陈兢传》云伯宣“大顺初(890)卒”，无疑告诉人们，大顺元年是伯宣公的卒年，而非崇公生年；是“伯宣子崇”，而非“九世孙崇”。宗谱载伯宣公寿六十六，依此上推其生年，正与《庐山志》相符。既然崇公生年确为其父伯宣卒年，那么，其他父子是不是相同呢？试拟旺公支下几人的卒年：即“伉[860]”则为青公卒年；“青[835]”则为蓝公卒年；“蓝[800]”则为感公卒年；“感[762]”则为旺公卒年。此处为何没有机公卒年呢？可能是的“混二为一”造成“整体错位”的结合部，如将机公的写出，其间隔时间太短，影响了真实代均年数，或是机公卒年在前，旺公卒年在后。再与笔者《义门显祖生卒年考》的考证情况结合起来，他们的生卒寿则如下：旺公(679—762)寿83岁(足岁，下同)；感公(734—800)寿66岁；蓝公(759—835)寿76岁；伯宣(824—890)寿66岁。其中，旺公生年与“檀[679]”吻合。笔者原考证旺公为680年，是按虚岁推算的，若按实岁折算，自然也与“檀[679]”一致。再者，感公生年又与“机[734]”吻合。诸如此类现象，大概不可用“偶然巧合”一语来解释。即使“偶然”现象，也寓含着“必然”因素。?
　　四、以“混为一支”紊乱世次，从反面证实“异流同源”、“合族同处”。既然“伯宣孙旺”说荒诞无稽，那么，“伯宣子崇”说就是准确无疑了，这就说明义门家族是多元结构，起码有两支，即由崇公而上，伯宣、镶、灌、褒、京、兼为一支；自旺公而下，机、感、蓝、青、伉、忻等为一支。两支世次对应：兼、旺同世；机、京同世；伯宣、伉同世；崇、忻同世，余者类推。故有“崇继伉为第三任家长”一说，从而证实“江州一族，异流同源”，“自伯宣居德安，合族同处”。
　　由上述可见，明清时期，德化(今九江县)51庄“奉文改谱”者其用心何等良苦。他们对官府“例禁煌煌，操之必审”的作法，极为不满，但在官员直接插手干预的高压下，又不得不违心地“奉宪饬改”。对其危害的认识也非常清楚：“叠经削其中字句，模糊茫然莫辨，倘若依旧葫芦不举，将后之子孙其不视为亥豕鲁鱼也！”因而他们没有束手“不举”，而是千方百计地曲笔救谱。研读《九江义门陈氏宗谱》载30余篇序文，其“曲笔救谱”的方法， 尚可略见一斑， 前述“暴露矛盾，暗藏玄机”属第一种，继而还有：
第二种，巧留标识，指点迷津。《明嘉靖甲寅年(1554)重修宗谱》卷首，载《宋咸平壬寅岁(1002)原序》(义门记)，其文注曰：“按：此序文久载志乘，兹因奉文改谱，呈明将繁者删之，间与府志不同，阅者详之。”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三点：①此序文已被删改，不可盲目轻信；②《九江府志》上载有原文，暗示人们前去查阅；③阅读本谱要特别细心，注意掌握“曲笔救谱”的方法。现查清代同治版《九江府志卷三十八?人物?孝友》之载，果然与该谱不同，却与《宋史》、《南唐书》相符。虽然“按语”讲得隐晦曲折一些，而该谱《凡例》之言则直接了当：“斯谱重表扬也，故公(指伯宣)移先之”。“至伯宣则以初祖称”。“信固存矣，疑亦仍旧”。言“信固存矣”是套话：讲“疑亦仍旧”是真言。
　　第三种：此虚彼实，明伪暗真。为了将义门的真实世系保存下来，且能流传下去，被迫玩起了“两面手法”。上虚下实，此假彼真。如对义门家族内部结构问题，在一部分谱序中，按“伯宣孙旺”观点，来撰写，旺、宣二人同序俱列，应付官府审查。又在一部分谱序中，各云其一，言旺公及其支内人者，不言伯宣，言伯宣及其支内人者，不言旺公。以此表明，旺、宣二人不同支系。如明嘉靖甲寅谱中，《德化宗人具联宗辨》载：“伯宣自唐开元年间从闽隐居太平宫，其后孙旺徒居德安县常乐里”。而原序开篇即云：“江州有义门陈氏者，厥族始于唐，蔓于宋，历七百余年，代有贤士，曰旺、曰崇、曰衮、曰逵、曰兢、曰肱、曰袭、曰旭，相习传沿，克笃行义，万指同食”。通篇不提伯宣。然《九江府表彰陈氏遗址序》却云，“陈宜都王叔明九世孙陈伯宣，始自闽未隐庐山北圣治峰之阴……其后裔乃徒居德安县常乐里……有讳崇者始订家法”。通篇不提旺公。此后历届谱序俱是如此。
　　第四种，前伪后真，以矛攻盾。《九江义门陈氏宗谱》选载的30余篇序文，有一个显著特点，即相互矛盾，就是同一谱中，也前后不符，自相矛盾。诸如此类矛盾内容载于同部谱中，是“奉文改谱”者精心安排的，这是对删改的“伯宣孙旺”世系，进行粗象肯定，具体否定的典型手法。如戊申(1788)谱序云伯宣“其孙旺居德安太平乡，九世孙崇为江州长史”。同年火巷庄谱序则云：“伯宣来徒江州，越三世，以义闻于上”而得旌。此言与《宋史》、《南唐书》相符，即“伯宣子崇，崇子衮。”升元初(937年)衮为家长，敕立义门。若依“伯宣子檀。檀子旺”的世次，“越三世”，如何能以义闻于上而得旌。湖北江陵《义门陈氏族谱》先在《族史》中言，伉公生于唐懿宗咸通元年(860)，仲公生于咸通五年(864)，崇为仲公之子。后在《大事表》中则言：“唐昭宗龙纪元年已酉(889年)时陈崇为家长，建东皋书堂及东佳书院”。现考证，陈崇此年任家长的事迹属实，那么，前述伉、仲二公虚假生年的面纱，则被撕开，以矛攻盾，而收到了去伪存真的效果。
　　上述意见，仅是笔者一孔之见。明清时期，“奉文改谱”者的“曲笔救谱”方法, 远远不止四种, 有待我们深入探索。如果陈志刚宗亲, 能将《世系简表》的原版原文在网上披露,可能研究的成果更大, 效果更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