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厉公辨析

　　 近有人以《春秋公羊传》“桓公六年，蔡人杀陈佗”,和《集解》“春秋传谓佗即五父”为据，断言“是太史公错耳。”言者不可妄议，闻者焉能轻信。《史记》与《公羊传》究竟哪个有误？两书的作者与注者，到底何人有错？这是有志于陈氏历史研究者必须辨别清楚的问题。
　　 查阅《春秋三传》原文，可以看出“佗即五父”的注解缺乏依据。《史记注·索隐》谯周曰：“春秋传谓他即五义，与此违。”《集解》谯周曰：“春秋传谓佗即五父，世家与传违。”然而查遍《左传》(岳麓书社1998年版)，没有“佗(他)即五父”的文字记载。记述“五父”、“陈五父”的只有隐公六年、七年两处，未涉及陈佗；记述“文公子佗”只有桓公五年一处，未言五父；记述“陈厉公”并言“蔡人杀五父”的有庄公二十二年、襄公二十五年两处。至于“陈跃”、“陈侯跃”，却无一字之载。唯《春秋公羊传》才有相关记述，即“桓公六年(前706年)，蔡人杀陈佗。陈佗者何？陈君也。陈君则曷为谓之陈佗？绝也。曷为绝之？贱也。其贱奈何？外淫也。恶乎淫，淫于蔡，蔡人杀之”。“桓公十二年(前700年)八月壬辰，陈侯跃卒。”由此可见，“世家与传违”的不是所谓的“佗(他)即五父”，而是“蔡人杀陈佗”的时间。《史记》为“厉公七年(前700年)”即鲁桓公十二年；《公羊传》为鲁桓公六年(前706年)即厉公元年。故有人以《公羊传》为据，认为“则他(佗)与五父俱为蔡人所杀，其事不异，是一人明也”、“公子佗篡位一年零六个月”，“他(佗)立未逾年，无谥”。“陈侯跃”就是“陈厉公”，“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”，当然是“陈跃之子”。由此推理，而作结论是：①“佗(他)即五父也”；②“敬仲完是陈厉公跃之子”；③“史记既以他(佗)为厉公，遂以跃为利公，且厉、利声相近，误以佗(他)为厉公，五父为别人，是太史公错耳。”象这样以《春秋》为据进行推理而作出的结论，在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时代，不足为怪。然时至当代，就必须重新来审视，《史记》与《春秋》究竟孰是孰非，仅凭《春秋》之载，是不能证实《史记》之述有误的。正如甲乙两方有矛盾一样，需由知情的丙和丁来作证，重大问题，“孤证”亦不能为据。同缘一理，岳麓书社的《左传》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春秋三传》有关“五父”、“陈佗”、“陈厉公”、“陈侯跃”的人名条目内容，亦不足为据。尤其是《左传》通篇无“陈跃”、“陈侯跃”的论述，何来“佗即五父”和“跃子敬仲完”之说？在“世家与传违”的问题未被证实之前，还得要坚持“以国家正史为纲”的原则。并不是说《史记》完整无缺，而是讲弥补《史记》的不足，和解决其遗留的历史问题，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如夏商周断代年限问题，由国家列为“九五”重点科技攻关项目，至2000年末，才公布《夏商周年表》。因此，我们才得知陈胡公封于陈国的确切年限为公元前1046年。可想而知，仅凭“世家与传违”一点，就不能轻言“是太史公错耳”。
　　 探讨“陈侯鲍卒”的两次讣告，可以辩清五父与陈佗两人先后作乱。《左传》载：“桓公五年(前707年)正月，甲戍，己丑，陈侯鲍卒，再赴(讣)也。于是陈乱，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立。公疾病而乱作，国人分散，故再赴。”这段论述有两点应当注意：第一，关于“陈侯鲍卒”一事，陈国发布了两次讣告，先是“甲戍”日，后是“己丑”日，前后十六天，即《索隐》所言：“陈乱，故再赴。其曰甲戍、己丑，凡十六日”。第二，“桓公之乱”均发生在陈侯鲍病重期间。前次内乱发生，对外假称“陈侯鲍卒”；过了十六天，又发生内乱，即“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”。促使桓公鲍忧愤而死，再次发布讣告。那么，首先作乱者是何人呢？《左传》当时未曾言明，直到鲁襄公二十五年(前548年)，才由郑国子产道出真相：“桓公之乱，蔡人欲立其出。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，蔡人杀之。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”。这就是说，在陈桓公病重期间，蔡国人积极活动，准备立蔡女所生之佗为君。与陈国也有姻亲关系的郑庄公抢先支持五父登上君位。于是，蔡国暗中派人刺杀五父和太子?? 免，扶持陈佗为国君。郑国看到事己至此，立即改而拥戴厉公佗，以维护郑、陈两国的友好关系。这就是《史记》所言：“三十八年(前707年)正月，甲戍，己丑，桓公鲍卒。”、“桓公弟佗，其母蔡女，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，是为厉公。桓公病而乱作，国人分散，故再赴。”由此证实，陈佗与陈五父是同时争夺君位的两人。蔡人杀陈五父及太子免后，陈佗被立为君，后谥厉公。至于“蔡人杀陈佗”，那是七年后的事件，与这次“蔡人杀五父”是两码事，没有直接因果关系。“蔡人杀五父”是为了立陈佗为君；“蔡人杀陈佗”是为了立利公跃为君，五父和陈佗虽然都是蔡人所杀，但是杀人者与被杀者都不是同一人，故两者不能混淆。只所以被人混淆，那是奉《春秋》为经典者，故意曲解而混淆视听。这种“障眼法”，我们应当识破。
　　 深究“陈厉公，蔡出也”，可以区别佗与跃“谁是陈厉公”。《左传》在庄公二十二年(前672年)介绍奔齐陈完的出身时追述：“陈厉公，蔡出也。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，生敬仲。”看来，“蔡出也”是分辩“陈厉公”的重要线索，据《史记》所载，陈国之君娶蔡女，只有二人，一是“文公元年取蔡女，生子佗”；“桓公弟佗，其母蔡女”；“厉公者，陈文公少子也，其母蔡女”；“桓公与佗异母”。二是“厉公既立，娶蔡女”，“厉公娶蔡女”。未见其他国君娶蔡女的记载。《左传》仅载“陈厉公，蔡出也”。有少数陈氏谱牒曾载，陈桓公“娶涂氏、吴氏、金氏、蔡氏，生子免、跃、林、杵臼。”象这类谱述的可信度不高。连正规史籍未记载桓公夫人的姓氏，谱上由何而知？假使桓公确娶蔡女，按排列顺序，作为桓公次子跃，也不一定是蔡女所生。由此而断，《左传》所言“陈厉公，蔡出也”，就是陈厉公佗，而非利公跃，再者《史记》言：“陈完者，陈厉公佗之子也”。“厉公二年，生子敬仲完。周太史过陈，陈厉公使以《周易》筮之”。足以证实陈完乃陈厉公佗之子。可是有人偏要说“田敬仲完是陈利公跃的儿子，不是陈厉公佗的儿子”。许多谱上均载利公跃无后，怎么突然又有儿子？假如陈完为利公之独子，“陈侯跃卒”后，理应继跃之位而立为君，为何“陈完不得立，为陈大夫”呢？只有一个解释：“七年(前700年)，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，长曰跃、中曰林，少曰杵臼，共同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，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，是为利公”。以陈佗的谥号，可以证实厉公之号是恶谥，因陈佗是在其兄桓公病重时杀太子免而篡君位，故陈跃立而为君后，才谥佗为“厉公”。因此，厉公佗之子陈完，不得立，“为陈大夫”，己是很客气的一种特遇。有人说陈跃是厉公，于情于理俱不通，继跃为君的是庄公林，他是陈跃谋杀陈佗的同谋者，怎会将其兄恶谥为“厉公”？诸述证实，陈佗为厉公，在位七年。陈跃“与中弟林，幼弟杵臼，共令蔡人诱弑厉公而代立。同年八月卒，在位五个月”，按照惯例，陈跃为国君的当年仍用厉公年号。“立未逾年”，连谥也没有，故称其谓“利公”，以便别于“厉公佗”。而《左传》从头到尾不提“陈跃”、“陈侯跃”，可见是鲁国未曾承认其为君侯。
　　 研究太史公稽考订正的方法，可以说明《春秋》记载有误。《春秋三传》是鲁国的编年史，对其他诸候国的重要事件，亦有部份记述。是《史记》作者的重要参考史籍之一。但是仅凭《春秋三传》是写不成《史记》这部伟大史著的。据《太史公自序》介绍，在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任太史公时，就大量搜集古代史籍，“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”。司马迁接任太史令后继续，“网罗天下散失旧闻，然后论考之行事”，“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”，“以拾遗补艺，成一家之言”。现将《史记》中的《陈杞世家》、《田敬仲完世家》与《春秋三传》对比研究。其“辨嫌疑,明是非”的稽考订正方法，可略见一斑：①信则采之。如《左传》载“陈侯鲍卒”，“陈完奔齐”，《世家》几乎原文抄录；②繁则简之。如“陈国司徒招杀悼太子偃师”一事，《世家》比《传》字数减少，语句精炼；为“陈完占卜”一事，《传》用210余字，《世家》浓缩为80个余字；③散则集之。如“蔡人为佗杀五父及太子免而立佗”一事，《传》在前后160年内，分三处记述，《世家》则集中一起叙之，事件经过，前因后果， 一目了然；④误则正之。如《传》载“蔡人杀陈佗”的年代，为鲁桓公六年(前706年)即陈厉公元年。《史记》作者考证认为有误，就订正为陈厉公七年(前700年)即鲁桓公十二年。且不惜笔墨，为此作了详尽的说明，特别强调“厉公之杀，以淫出国，故《春秋》曰‘蔡人杀陈佗’，罪之也”在“竹简韦编”，“刀刻笔篆”的古代，足见作者严谨与慎重，足以说明《传》载“蔡人杀陈佗”的时间有误。如若不然，则一抄了之，岂不省事？何须费如此之大的力气。“世家与传违”者仅此一处。后人以此为据。而言“是太史公错耳”，总使人觉得象玩文字游戏，不是考证史事的作法。
　　 剖析“十三世生完”之说，可以推断陈完为厉公佗之子。有人为了证实“田敬仲完是陈利公跃的儿子。竟把西汉王莽的《自本》也搬出来了。其引《自本》曰：“黄帝生姚氏，八世生虞舜，舜起妫汭，以妫为姓。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，是为胡公，十三世生完，完字敬仲，奔齐，齐桓公以为卿，姓田氏”。其实《自本》中“十三世生完”一语，既不符《史记》之述，也不符“陈跃子完”之说。史、谱俱载：文公为九世，桓公鲍、厉公佗为十世，利公跃为十一世。依《史记》，陈完为十一世；依“陈跃子完”之说，陈完为十二世，两者与“十三世生完”均有差异。这种“以误证误”的结果，什么都不能证实，只能证实引证者有误。
　　 至于“十三世生完”一语是否准确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。据《史记》所载，自陈胡公于公元前1046年封陈，至陈湣公于公元前479年被楚灭，陈国传20世，26君，共568年。其中自幽公于公元前854年立，至陈湣公被杀，共15世21君，历377年，而胡公立至慎公薨，仅4世5君，却有191年，代均47.75年，明显不合情理，出现了代数过少、年数太多的问题。与胡公同时受封的几国，所传国君有6—7代。如鲁国伯禽至真公，齐国太公至献公，晋候燮至釐侯司徒立，俱为6代，周成王至夷王为7代。与之相比，陈国少2—3代。据江西高安陈和平《陈姓世系·陈国世系》载陈国有22世28君。即在孝公之后，慎公之前有“安公填、威公昭”两代，这样，陈国前期191年内就有6代7君，代均31.83年，基本符合宗族繁衍的规律。但不知陈和平先生所依何典。假设此说能够成立，则陈完和利公跃俱为十三世，自然与《自本》所述相符。题外之言，变成了题内之意，恐怕是引《自本》为据者始料未及。当然，最终的结论，还得由史家和权威机构作出。笔者之述，仅为抛砖。“竖子何知，焉敢立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