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佳书院的沿革
东佳书院，起源于唐，扬名于五代，兴盛于北宋，延续至清光绪间。在这漫长的历史源流中，经历了由义门别墅、东佳书楼、陈氏书堂、东佳书院，而至敷阳书院的逐步沿革。本文将对其历史沿革略作考述。
义门别墅
江州陈氏，在乱世中避难于德安太平乡，合族同处，合灶同馔，过着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的原始共产生活。到了唐朝后期，“江州五代同居者七家，其尤著者江州陈氏”，因此，唐中和四年（８８４），僖宗首旌其门闾，御封“义门陈氏”，“免其徭役”，赐以御书，赠以御联，旌以御诗“问道江南谁第一，咸称唯有义门陈”。遂使义门陈氏名震江南，誉满海内。于是，名宦雅士、文人墨客无不慕名来访。义门陈氏遂于义丰山麓建义门廨宇，在义居山下建“望迎亭”、“接官厅”。因访者众，此两处仍难以应酬，必须建筑一座专门接待来访的公寓。
唐光启三年（887），陈衮四处卜察，东行二十里，而至紫岩山麓。见赤壁高悬，紫岩列嶂，便登上岩台。近察，“奇峰巍峨，三岩突兀，一岩如堡，临空北悬；一岩似虎，伏巅东腾；中岩赤壁，陡然下坠。陡壁下，紫岩窾裂，藤蔓帘穴，泉流浩涌、腾波跌宕、飞瀑千丈”。远观“云漫远山，岚莽南疆”、“群峦逶迤，起伏苍浪”，陈衮佳之，于是，在这里筑起一座楼阁，名曰“寄咏阁，并附筑廨院，寄寓宾客。
寄咏阁立于岩台之上，后有紫岩列嶂，前有飞瀑溅雨，真是“烟幕幽景”，“水阁山斋”。由于山水佳秀，又处于义居之东，人称“东佳”；又因专门接待高雅贤辈，又称“别墅”。这就是徐锴所记述的“因胜据奇，是卜是筑为书楼”，择其山环水绕之胜概、苍松翠柏之名区。也就是释文莹的《湘山野录》中所记载的“江州陈氏……别墅建家塾”的“别墅”。马令的《南唐书》也有这样的记载。
义门别墅的矗立，很快被誉为江南名胜，四方之士无不“衣冠江左莫家风”。于是，车马盈门，雅士接踵，簪缨符符，环佩珊珊。义门陈氏便在别墅里列牙签玉轴，聚坟籍经典，以待来游来访这些高儒雅士寄居别墅，雅叙吟咏，援翰挥墨。
然而，随着来游来访者日增，小小别墅难以适应延四方之士的需要了，还得建筑更大的寓楼。这就促使东佳书院的历史，从这里开始起源，由最早的别墅向后来的书楼转化。
东佳书楼
唐龙纪己酉年（８８９），陈衮根据“族既庶矣，居既睦矣”，和来游者日增的需要，在东佳别墅的“隔里之遥”，建筑了一座大型建筑“曰东佳……为书楼”。
据章谷的缺题残篇述其状：“仰观书楼，宏伟古朴、制度典雅。远而观之，‘东佳书楼’四字悬诸中楼。其下雕栏频窗，画枋垂廊；其上檐挺廓扬，冠雄垛壮”，并且对东佳书楼作了介绍：“楼分三层：下为文范堂……中为百科书斋……上为御书阁……”
不难看出，东佳书院和所有古代书院一样，首先是由学者藏书开始的。由于义门陈氏官迁任外较多，接触颇广，很快就收藏了大量的书籍。据晏殊诗云：“坟籍岂惟精四部，缥帙牙签列赐书。”吕蒙正诗云：“五车书编匣中经。”杨亿诗云：“书籍胜西斋。”寇准、王禹锡皆云“楼藏万卷书”，真正是“收宇宙之牙签数万帙”，“所藏帖与书，号为天下第一”。
大量的藏书，使书楼首先成了“陈氏子孙的观摩之所”。义门陈氏“将举家之子弟油油归化”，让他们“歌舞诗书”，使之成为“思愤激者”。当然，也有一些高雅老辈温读其间，“如谦、与、诱、范诸公，虽大耋之年、茂龄白首，尚受知新之学。子弟之克歧克嶷，负出类拔萃之资者，有不夙夜匪解者哉？！”
其次，是“广延墨客”。大江南北众多名人达士，“蒸蒸而慕之者”纷纷集游东佳。路上“旌旗迎五马”；门巷“遍多长者车”；别墅里“楼上落霞沾笔砚”；书楼内“乡党优游礼乐中”。这些文人墨客居处东佳，时而偕里阙，依绛帐临纱窗；时而凭雕栏，观松筠览云山；时而游山麓，咏飞瀑吟悬岩。真是“杯盘互进先生馔”、“粉牌留咏尽贤儒”。故而在《南唐书》《湘山野录》《十国春秋》上都有这样的记载：“江州陈氏……建书楼于别墅，延四方之士”，“送往迎来，日无暇时。”
东佳书楼的藏书、延士，给义门陈氏的子孙提供了读书和求学的机会。他们在东佳书楼里读书，遇到疑难，可以及时在书楼或者到别墅向那些高雅名贤提问求学。而这些高贤又很及时地向他们释义、讲学，使他们学有进益。这样，又使东佳书楼和别墅
后来，为了便于子孙求学，解决求学子孙从义居到东佳行程二十里的困难，义门陈氏在东佳书楼附近增建堂庑，开垦田地，建立东佳庄。让求学的子孙在东佳庄住宿，并且使居士讲学有适当的场所。这样，东佳便由单纯的书楼，增建为以书楼为中心的少数堂庑，使求学讲学的现象无形地演变为家塾。看来，释文莹在《湘山野录》中所说“别墅建家塾”，是很有根据的。这种家塾的出现，又促使东佳书院由书楼向书堂进一步转化。
陈氏书堂
东佳书楼求学讲学活动的出现，最初毕竟只能适应少量的子孙，为了让全族后代受益，义门陈氏干脆“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”。同时又考虑到尚不能完全自理的童稚，又“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”。人们把“书堂”、“书屋”，统称为“陈氏书堂”。
唐大顺元年（８９０），义门陈氏为了使“书堂”逐步走向正规化，七世长、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、守江州长史兼御史大夫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陈崇立《义门陈氏家法三十三条》，对书堂作了数项规定：
“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，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。稽有学成应举者。于现置书籍外，须令添署。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，出入须令照管，不得遗失。”
“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，训教童蒙。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，至冬月解散。童子年七岁令入学，至十五出学，有能者令入东佳。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，一人为先生，一人为副。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，管事收买应付。”
家法使处于萌芽状态的家塾成为正式的书堂了，而且以“供给制”“令入学”、“令修学”，非得“礼乐以固之、诗书以文之”而不可，于是，“弱冠以上皆就学焉”，“穷日莹火彻霄而日就月将者于斯，逊志时敏者于斯，不意厥德之修于罔觉者亦于斯”。
同时，又对外开放，“以待四方学者”。还笃之以义，作养“有益之士”的“肄业者”，从而以资助其膳，“伏腊皆资焉”。在唐末书堂初创的历史背景里，像今赣北、鄂东、皖西这样广大的区域，仅有陈氏书堂具备由“启蒙”而至“应举”这样完备的体制，又拥有大量的藏书，且以义而著称。故此，江南江北众多求学之士和贤儒无不蜂拥东佳，“于戏，文如麻菽求焉斯至，道如江海酌焉满腹”。
儒士的拥至带来了陈氏书堂的迅速发展。从藏书上再聚，从堂舍上扩建，从院田上增广，直至“堂庑数十间、聚书数千卷，田二十顷，以为游学者资”，故此“肄业者多依焉”。
“自龙纪以降，陀之子蜕、从子勃、族子乘登进士第。近又蔚然有人文出焉，曰逊、曰范，皆随继矣。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。”人才辈出使陈氏书堂的影响在社会上进一步扩大，陈氏书堂创建者的声誉也得到广泛的传播。
唐天祐元年（９０４），哀帝李柷赐陈衮诰敕一道，加以旌表。南唐昇升元元年（９３７）李昪重旌门闾，免其差役，赐立义门，敕筑旌表台，“诏复除而表揭之”。
两代帝王的连续旌表，大大地提高了义门陈氏的声誉，陈氏书堂亦因之增光添辉，前来讲学、肄业的儒士比以前更多了，进而促使东佳书院由书堂向书院继续转化。
东佳书院
延至宋初，经过义门陈氏的“数年经营，万力鼎建”，东佳书院便粗具规模了。由原来的仅能应付讲学的书堂，逐步成为“兼亭台楼阁，耸延四方”的书院。
在章谷的缺题残篇中，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当时东佳书院的建筑群：入道口“立一门闾，全然竹构”。约行里许“有石阍突出院墙”。入院“院阁九幢、约三十间。两幢傍西岭……三幢依南麓……四幢座东山……”前行“有石垒院墙”。正中“有石狮一对”、“石阙矗榭”。入内“钟亭左峙，廨宇右立”。越石桥，“一石垒牌坊堎驾……镌字三：集贤院”。院内，“堂庑数十间，冠垛丛立、甍榭参差”。再后，“中为礼圣殿”。殿后，“是‘衮公亭’”。两侧“师寓，左右共八间”。紫岩前，“一座楼阁立于岩台之上，名寄咏阁”，“旁设廨院”。寄咏阁两侧，“为讲堂，左右各四间”。且有“横廊”；东西各三间，为“试堂”。医俗园之上，是“书楼分三层”。林间、山岭、道旁“皆设亭，十数处”。院中，白莲池上“有赏莲亭”。龙潭上，立一“望云庵”……由此可见，东佳书院已具较大的规模。
东佳书院的发展，又广泛地吸引了来游来访者。而来游来访中的名宦士子又使东佳书院屡屡获得帝王的旌表和扶持。
宋开宝九年（９７６），知江州张齐贤游学东佳，见生徒广众，为激励义门，呈表上奏：“乞免义门陈氏沿征杂科，同伪命（南唐主）当日事。”菊月，诏下。敕旨：“宜令江州一依伪命同施行。”
太平兴国七年（９８２），樊若水为江南东路转运使，曾游东佳。陈氏待之以常理。“樊到任后，复令江州并督陈氏积年沿征杂配。”于是，知参政赵普与张齐贤同奏乞免。
淳化元年（９９０），天灾流行。殿中丞康戬因公事至义门陈兢家，兢与之偕游东佳，见生员广众，日食无穷。“每日取给口粮，因人众约食米将要四十余斛。”陈氏却仍笃义维持，每年初春，于众姓剩余之家借谷四千石供膳。康戬惊叹不止，遂奏：“……（陈氏）粮供不足，非国家之济助，何以勾当？乞借官仓旧积熟米二千石，以助日食。”四月诏下，敕旨：“江州康戬所奏，切陈兢家急务，宜令一依所奏施行。”自是，每年贷粟二千石，遂使义门陈家度过艰难的岁月。
至道二年（９９６）宋太宗遣内侍裴愈赍散御书至陈旭家，赐御书三十三卷。“陈氏长幼拜授，欢得而窥金简玉筍之典，珍藏任袭，缄于琅嬛，宝为神物。至道三年（９９７），陈旭诣阙致谢，太宗甚喜……以飞白笔亲书‘义居人’三字，以赐之。又赐御书五十轴，共前一百零四卷。”在王应麟的《玉海》中，也有类似的记载：“江州陈氏义居，至道初，遣内侍裴愈就赐御书，又以百轴赐文抚家。”
咸平五年（１００２），壬寅月，兵部尚书胡旦“会赦东归”，“过浔阳，登庐阜，因访名家，得诣陈氏”，遂寄居于东佳别墅，持史笔，撰写《义门记》。
景德二年（１００５），孟秋月，制诰总裁杨亿亦至访义门，寄寓东佳别墅，挥史笔，撰《御书楼记》。
景德四年（１００７），进士章谷回到了曾经就学的东佳，刚一临近，“遥望一方，栋宇连云、旌旗映日、气象万千”，不禁发出“令人畅然”的赞叹。于是寄寓东佳别墅，写下《东佳书院记》。文中，具体地描述了当时东佳书院的盛况：“正堂九架，以利讲学；庑房四百，以便潜究；兼亭台阁楼，耸延四方，更立紫岩亭上远眺，俱不能外也。且置负廊之腴田数十顷，收宇宙之牙签数万帙，互览，有资助膳。”
在东佳书院的鼎盛时期，“日食无究”，可见其聚徒众多；“栋宇连云”，可见其规模广大；名宦来访，可见其盛名遐迩。故此，能得到帝王的“免役”“贷粟”和“赐书”等殊遇。不仅如此，还授之以将仕郎、守江州助教，把东佳书院晋升为郡庠，这也是有史可证的。
宋大中祥符辛亥（１０１１）十二月，宋真宗赐义门陈旭诰敕一道：“早彰素履，克懋清规。儒业传于世家，义风激于闾里。宜膺霈泽保耆年，特颁纶綍之荣，式光庠序之列，可特授将仕郎，守江州助教。”
宋天圣四年，宋仁宗特赐义门陈蕴诰敕一道，诏曰：“敦儒术以修身，笃义风以睦族，乡邑所尚，年德可嘉，俾忝籍于郡庠，用昭荣于里闾，钦承朝渥，益懋成名。特授将仕郎，守江州助教。”
在义门旺公山上，至今还存在一块墓碑，上书：“将仕郎守江州助教陈公讳晞墓。”查其墓志：“陈晞属十六世”，“又十六世、至于公。……熙宁末（１０７７），国家念教耆老，特推恩命，授公将仕郎、守江州助教。”
由上述史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自太平兴国七年（９８２）至熙宁末（１０７７），宋真宗、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这几代帝王，都很重视东佳书院。不仅免役、贷粟、赐书，予以殊遇，而且授其管理者以将仕郎守江州助教，把东佳书院上升为郡庠，作为一州府学，从而提高东佳书院的地位和影响，使之成为宋代著名书院。因此，杨亿在写《雷塘书院记》时，把东佳书院，作为一个楷模：“先是浔阳陈氏有东佳书院，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，皆聚坟索延俊髦，咸有名流为之纪述。讲道论义，况力敌以势均。好士乐贤，复争驰而并骛。宜乎与二家者鼎峙江东矣。”毛礼悦、沈灌群的《中国教育通史》中也明确写道：“建于唐代的书院，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已发现四所：皇寮书院、松州书院、义门书院、梧桐书院。”《五代史》《湘山野录》等都给东佳书院以很高的史评：“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。”
敷阳书院
宋嘉祐七年（１０６２）七月，宋仁宗遣江南西路转运使谢景初、郡牧官吕诲、户曹使刘宪、本邑宰穆恂、湖口镇巡检范彬、会计使官王大远，监护分析义门陈氏。
宋嘉祐八年（１０６３）三月，庞大的义门陈氏分析为２９１庄。在官府的监护下，分赴七十二州郡之庄。在陈晞、陈倜等相继主持下，东佳书院仍在延续着。
宋崇宁间（１１０２—１１０６），书院被德安县作为儒学接管，又考虑距县城较远，由东佳山下迁至德安县城郊河东坂。因尚袭书院原产，并借以义门的名誉，改称为“义门书院”，由县管理。
明嘉靖十年（１５３１），因前段受损，生员胡光时等具呈当道，复为学地。二十六年（１５５７），邑令蔡元伟主持，建中堂五间，东西号舍共十间，改立为“河东书院”。
清道光三年（１８２３），邑令巴彦布面奉程中丞、韩章谕，邀集各乡绅，将建立试院的余资重修。改名为“敷阳书院”。中设讲堂一大间，左右前后号舍计三十余所。
清道光十九年（１８３９），邑令张维模号召各乡捐田与新置院田，共计租谷千余石，筹足钱六百余金，每年派二人专管，妥议章程，录课、山长、讲师各任其职，遂使生员盈门，蒸蒸日上。
清光绪二十九年（１９０３），德安县遵照清政府废书院之诏令，将“敷阳书院”改成德安县高等小学堂，结束了书院的历史。从唐龙纪元年（８８９）至清光绪二十九年（１９０３），东佳书院的历史，经过了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朝代，延续了１０１４年，经历了逐步完善、隆盛再到衰落的过程。它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书院教育对封建社会的促进和破坏作用，反映了不同朝代对书院教育的不同态度，反映了封建教育逐步发展又日渐僵化，终至崩溃的历史。
按 语
本文某些记事及年代，是依据当前某些义门宗谱而来，未经考证，多有舛误。如文中说“唐大中五年（８５１）崇为江州长史”，而徐锴《陈氏书堂记》则明说是“大顺中（８９１），崇为江州长史”，两说时间相差４０年。又如文中写“景德四年（1007），集贤学士徐锴亲诣义门，至访东佳……写了第二篇《东佳书院记》”。徐锴是南唐人，查其生卒年为920～974，哪有在卒后33年“至访东佳”？现查《东佳书院记》为章谷所撰，均已更正。因作者已故，文中除明显的、严重的错误必须更正之外，其余仍旧。
陈雁南，湖北黄梅新开镇人，即黄梅行塘庄公琉公后裔，义门陈文化的执著研究者。从１９８７年起，他着手研究义门文化，前后历时１１年，历尽坎坷，终于在１９９８年５月完成《江州义门文献选集》一书，并请陈立夫宗长为此书题写了书名。但在该书出版前夕，陈雁南却不幸逝世。今收其遗作《东佳书院的沿革》，以表悼念之情。